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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发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白皮书******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中新网上海1月9日电 (王笈)近日，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文物局正式发布国内首部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白皮书——《上海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报告(2018-2022年)》(以下简称《报告》)，系统全面总结上海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革命文物资源数量众多、内涵丰富，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行仓库抗战旧址。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供图

　　《报告》指出，上海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以下简称“革命文物”)主要呈现4个特点，即保护级别全、分布区域广、时间跨度长、建筑类型多。250处革命文物涉及全部4个保护等级，在上海各区均有分布，时间跨度长达15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占82%，建筑类型涵盖里弄住宅、传统民居、联排住宅、花园别墅、公寓大楼、公共建筑等，呈现出革命活动的广泛性、深入性。

　　《报告》指出，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革命文物保护基础不断夯实，展览展示水平和铸魂育人功能明显增强，革命文物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体系初步形成。

　　一是保护成效显著。5年来累计投入资金约5亿元，对62处(占比24.8%)革命文物进行了各类保护修缮，经评估保存基本完好以上有198处(占比80%)。

　　二是利用方式多样。有114处(占比46%)进行了各类活化利用，改建为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增设主题展览，设立纪念碑、纪念雕塑，融入公共空间等。

　　三是开放参观便捷。有146处(占比58%)对外开放，具备较为成熟的展示功能，参观体验良好。

　　四是宣传讲解多元。225处(占比90%)开展各类线上宣传，配备专兼职讲解人员，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报告》还总结了上海5年来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传承弘扬方面的具体做法和经验成效。包括：注重顶层设计，工作体系不断完善；加强整体保护，革命文物焕发新生；提升展示水平，讲好革命文物故事；深化系统研究，阐释革命文物内涵；强化教育功能，发挥铸魂育人作用；拓展运用方式，助力文旅融合发展；加强宣传推介，提升传播力影响力。

　　陈望道旧居。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供图

　　据悉，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文物局将依据《报告》成果，对上海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施行分级分类管理，提出具体工作建议，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